太湖文化和太湖文化之源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采用“吴文化”的概念来概括吴地的文化，其实这个概念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就时间的维度而言，考古学上的“吴文化”所指的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的文化，它不足以说明吴地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基本上连续的不断发展演化的文化存在，“吴文化”在这一时间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它只是吴地文化序列中的一个点；就空间的维度而言，“吴文化”只能囊括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这一文化板块的一个部分，因而无法揭示这一文化板块的内在联系，也不足以说明这一文化板块的共性；而且就名称而言，也并不能清楚标示这一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鉴于此，我们认为采用“太湖文化”这一概念来指称本区域文化也许更为恰当。

“太湖文化”这一概念，在时间的维度上，不仅可以包容本区域文化发蒙以来的全部文化进程，而且还可以追溯至更为遥远的太湖成型之初，因为太湖的历史比本区域的文化史要更为久远；在空间的维度上，它完全可以囊括整个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而且还可以说明本区域文化的地理特征。

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吴文化”概念的局限，把视野投向整个华夏大地，站在最新考古学成就的高度，我们就能对本区域文化作出更准确的定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正是在总结当代最新考古学成就的基础上，打破了中华文化为“黄河文化同心圆”的成说，提出了中华文化“六大条块说”：①以燕山南北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红山文化为核心）；②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大汶口文化为核心）；③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仰韶文化为核心）；④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为核心）；⑤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大溪文化为核心）；⑥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以石峡文化为核心）。中华文化的发祥不是只有一个“点”，而是有六个“点”，中华文化不是在一个点上发展起来的“同心圆”，而是在六个不同的 “点”上自发生成、发育成长起来，而后有所交流，不断融合，犹如百川归海，最终形成气势磅礴，丰富多彩的文化大观。

以苏先生的观点来看，我们所说的“太湖文化”正是中华文化六大原发性、原创性文化之一，我们正是要从这样的高度，以如此宽广的视野来认识和对待“太湖文化”。具体而言，我们所说的“太湖文化”是指由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和吴越文化发展而来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所创造的发展至今的文化。具体区域包括：苏、锡、常、沪、杭、嘉、湖、宁、绍等市为核心的吴越地区。这是一个共同的文化整体，应该综合起来考察研究，才能更加清楚、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其特征。

这一文化整体是在共同的地理生态中孕育生成，并发育成长起来，他们血脉交融，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因而太湖流域的地理生态对于“太湖文化”具有重大影响。历史上，许多学者也大多能意识到地理生态对于文化的影响，例如：《荀子?儒效》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汉书?地理志》也发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庄绰《鸡肋篇》则明确指出：“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 而现代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仍秉承前说，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这些观点虽然看到了地理生态与其地人文的联系，但却并不能说明地理生态究竟是如何影响了人文的面貌及其特征，基本上属于似是而非的比附。我们今天来考察地理生态对于文化的影响，就必须深一层地揭示出地理生态究竟是如何发生作用，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和造就一种文化的。

概而言之，我们认为一种特殊的地理生态会培育造就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又会孕育出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以及特殊的文化品格，反过来，这种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又会巩固、影响和促进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成长和拓展，而这种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又会进一步强化和弘扬这种文化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这是一种良性反馈的辩证运动。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不断弘扬的历史，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不断建构出文明发展史的华丽篇章。太湖流域的文明发展史就是这样一种辩证运动的灿烂硕果。只要这种良性反馈的辩证运动的环节不被中断，太湖文明无论其如何发展，如何消化吸收外来文化，都将继续保持她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在地理生态影响和造就一种文化的主要环节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要认识和理解“太湖文化”，首先就要把握太湖流域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点，这是解读“太湖文化”的秘钥。

太湖流域最主要的地理生态特征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的重视，一是“水”生态；一是偏于东南沿海的地理位置。

“水”生态决定了太湖流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点。太湖流域原初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太湖文化”有重大影响，一为渔猎活动；一为稻作生产；一为水利工程；一为舟船交通；一为聚居生活；一为鱼米饮食。下面我们非常简要地分析一下上述诸多方面对于文化精神的具体影响。

渔猎活动：一般来说，陆地捕猎常常可以采用围捕的方式，特别是对于捕猎大型凶猛的动物来说，更需要的是勇敢和力量，当然也需要有智慧；而对于水中渔猎而言，特别是在大海大湖中渔猎，则更需要凭籍智慧，当然也需要勇敢和力量。鱼借助大水的保护，更容易躲避人类的猎杀，所以人们更需要通过使用种种机关巧设的工具才能如愿以偿。我们在这里强调渔猎更多地需要凭籍智慧，还不在于渔具本身如何地巧妙，如何地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太湖流域先民这一原初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导向作用。对于智慧的凭籍和运用，由此而导致对心智的开发和砥砺，以及进而引发的对智力的崇尚，这才是这种生产活动的重大文化意义所在。

稻作生产：太湖流域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从河姆渡、马家浜、崧泽到良渚文化都大量发现稻作遗存。在距今7000余年的河姆渡第四文化层较大面积范围内，分布着稻谷、稻壳、秕谷、稻草、茎叶、木屑碎渣等交互混杂的堆积层；在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吴县草鞋山遗址和昆山绰墩遗址不仅发现稻谷遗存，而且还发现了距今6000年左右的水田和灌溉系统遗迹。现代海内外许多学者普遍认为相对于北方旱地粟稷农业而言，南方稻作农业堪称是一种精细农业，耕作复杂，技术要求高。一般而言，一粒稻米，从播种到收割，要经过几十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都有技术讲究。没有精耕细作，就不会有丰收。可以说稻作是一种最精细复杂的农艺。汉字的“精”就是从“米”，它的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优质纯净的米，米不仅本身极为精细，而且还是精耕细作培育的精华。由米之精引申出“精华”、“精细”、“精明”等意义，也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稻作农业这种精细的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最基本，最强有力的文化塑造力量，它把“精细”要素奠定为太湖文化之始元。

鱼米饮食：与渔猎和稻作相伴随的鱼米饮食也大不同于面肉饮食，鱼米饮食在烹饪制作方面显然要精细得多。另一方面，鱼和米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由海内外营养学的研究结论可知，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再生产量，决定于人们吸收的必要氨基酸的量。吃稻米里的蛋白质100克，人体就吸收其中88克，而吃面粉里的蛋白质100克，人体只能吸收35克。这是因为面粉缺乏必要的氨基酸所致。而充足的蛋白质的吸收，对于大脑的发育极为有利。近万年以来的饮食结构也塑造了太湖流域人民身体的特质，为智力开发奠定了卓越的物质基础。

这以上三个方面作为一种基本的持久的日渐不断的塑造力量，它开启了太湖文化“尚智”和“精细”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作为太湖文化早期阶段的良渚文化和吴越文化中就已经得到了极为强烈和精彩的表现，良渚的玉器和微雕艺术，吴越的宝剑和兵法运用，都无与伦比地呈现出了“尚智”和“精细”文化精神的辉煌。而在其后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尚智”和“精细”的文化精神随处展现，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陶铸之功。
再看其余诸方面。

水利工程：太湖流域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长期与水作顽强斗争的历史。从传说中开凿泰伯渎开始，太湖之民在历代都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一项水利工程，参与人数动辄数万、数十万，这种大规模的组织协调不仅需要强有力的管理，而且也培育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能力。在一个密集的群居生活集体内，人与人之间相处和睦，不仅需要个性的自律，而且更需要对异己成分的包容。有包容才能团结，才能合作，才能凝聚力量，发挥出****的效率。并且因为能够包容异端，所以必然会造成开放的心态；相反封闭的心态，必然不利于沟通，更容易排拒异端，所以包容和开放是互为因果的一体两面。而水利工程的艰辛和漫长，又会砥砺坚韧不拔的性格。经常性的、长年累月的大型水利工程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几乎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它一代又一代地持续作用，不仅改造了河山，也塑造了太湖的文化。

舟船交通：太湖流域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就是船行，太湖之民几乎每天都要与船打交道。水上航行与陆地车行有很大不同，驾船特别是驾大船需要很多人员的通力合作。虽然航速远逊于马车，但在湖海中航行的风险要比车行大得多。航船技术难度大，要求高，船员之间必须配合默契。如郑和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趋事人众，纷匝往来”（巩珍《西洋番国志》），如没有很好的配合协调，没有很严密的组织管理，就无法想象能够乘风破浪于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即使数人小船也同样需要协同使力，否则就无法正常航行。吴越之地赛龙舟赛的不仅是力量，更是配合默契的协同能力。要能够做到配合无间、默契如水，就需要磨合，就需要包容，就需要以开放的心灵，吸取并发挥所有人的长处。但是比较起北方平原的车马，水里的航行无疑是非常缓慢的，航运需要耐心，需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毅力，任何躁进都会适得其反，带来麻烦和风险。因此航运又最能锤炼人坚韧的品性。正是这种驾船航运活动的不断陶铸，进一步锻造了太湖文化特有的品格。大湖、大海正因为能够不捐细流，而显示出无限包容的恢宏气度，大浪淘沙、波雕水琢，又显示出湖海矢志不移、以柔克刚的持久力量。驾船人也正是在与风浪的搏击中，吸取了湖海的包容和开放，秉承了湖海坚韧的品性。

聚居生活：太湖地区由于水网的分割，形成了许多聚居的自然村落，而且规模大，人口多，这由许多较大的史前文化遗址就已经可以初见端倪。最近发掘的宜兴西溪遗址，距今7000年－6000年左右，属马家浜文化，由大面积多层次的干栏式房屋建筑遗存可见，这就是一个较大的聚居村落。大规模，高密度的聚居生活同样需要群体相互之间强有力的自律和他律，需要相互之间耐心的协调和配合，也需要更多的包容和忍让，这也同样有利于培育开放的心态。

正是这种包容和开放，这种忍耐和坚韧，这种协调和配合，能够让吴越之民经受住几千年来一次次北人南迁的文化冲击，而这种文化冲击的良性互动又反过来进一步拓展了太湖文化包容和开放的境界，并强化其坚韧的品性。吴越为了称霸曾经大度地主动吸收别国先进文化，大胆地任用别国人才，申公巫、伍子胥、孙武、范蠡、文种等等或来于楚，或来于齐，但都在吴越有了用武之地，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能。秦皇统一中国以后，更有大量移民为吴越之地增添新鲜血液，注入丰富的文化营养。而所有这些外来因素，都在“太湖”的生态中被慢慢地消化吸收，融化为太湖文化的有机成分。太湖文化在宋以来的迅速发展，不断繁荣，呈现出空前的辉煌，正得力于大量外来文化的滋养，得力于太湖文化包容和开放以及坚韧的品格，得力于协调和配合的团队组织能力。

与 “水”生态的文化土壤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太湖流域偏于东南沿海的地理位置。

这一位置曾经相对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是一种地理劣势，太湖流域曾经是无足轻重的蛮夷之地。然而正因为它的劣势，它的无足轻重，所以反而****限度地避免了一次次问鼎逐鹿的兵燹，而成为大量流离失所的百姓一次次得以迁居避难的乐土。

良好的适合于农作物生长的自然条件，在前述“尚智”、“精细”、“包容开放”、“忍耐坚韧”、“协调配合”这诸多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强有力的作用下面，使得经济得以逐步繁荣。而大量北方移民不仅为太湖流域这块既富饶又地广人稀的的土地充实了劳动力，增强了社会的活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以中原发达的文化深深地滋养了这块土地。

人口的增加，农业经济的繁荣，造成了城镇的兴起，因而也促成了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兴盛。商品经济的流动性通过稠密的市镇辐射到太湖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强烈地持续地影响着太湖人包容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以致连苏州最偏僻的地方也出现了“钻天洞庭”。而且从本质上来看，商品经济是一种不断创新的经济，陈腐的，停滞的，保守的观念与商品经济的取向水火不容，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激发出创新的精神，并为创新精神不断输入活力。随着宋代开启的重文观念以及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在“尚智”和“精细”的文化要素的酵化之下更加日益深入人心，教育和与之相配合的各项文化事业在经济力量的大力支撑下，也迅速全面地发展繁荣起来，在这基础上各种人才大量脱颖而出。所有这一切又进一步激发、培育和提升了创新的精神和能力，而这种创新精神和能力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快了太湖流域经济和文化的兴旺发达。

元、明以降，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东南沿海地理位置的劣势又逐步转化成了对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优势，使得太湖流域又成为中国近现代化的前沿。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诸多因素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不断发生着良性的反馈，从而促成了太湖流域的全面崛起。

作为太湖流域中心城市的苏州，在明嘉靖直至清末几乎一直是江苏的省会，人口一度曾经达到百万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城市之一。自宋以来苏州地区的经济文化更是扶摇直上，“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吴郡图经续记》）并赢得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吴郡志》）的美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明清时期的苏州，就像法国的巴黎、美国的纽约，代表着一国的风气和文化。而后，上海在清嘉庆以后，特别是近代开埠以来，港口和城市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终取代苏州成为中国最为繁华和充满活力的第一大都市。

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我们大致可以认识到太湖流域的地理生态对于太湖文化的影响。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生和展开，太湖流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正在迅速瓦解，我们的文化也正在日益疏离我们的地理生态。在这不可逆转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反思的是那种曾经哺育我们成长的最原初的最基本的渔猎和稻作文化，是否应该任凭它完全绝迹消失？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就像我们已经意识到的保护物种多样性那样，我们是否还需要一块渔猎和稻作文化的世外桃源，以留存我们原发、原创文化的种因，不至于让我们在文化上完全失去记忆。33trip